伊藤诗织：性侵案胜诉后男友却怀疑我说了谎
2015年，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就工作签证问题与当时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长山口敬之相约进餐会谈，却遭对方性侵。
性侵的案发现场，隔绝的私密空间，被称为“黑箱”，而揭开这个“黑箱”时，暴露出来的则是调查机构与司法体系中的更为巨大的“黑箱”。
诗织决定公开她的指控，成为了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她勇敢发声，直面日本司法壁垒，最终胜诉。她说：胜诉，不代表我收的伤害能消失。
而当伊藤采取前所未有的并揭露她的身份时，她遭到了随之而来的网络暴力。遭遇性侵时诗织25岁，而如今她已是30多岁的年龄。随着时间的增长，伊藤诗织一边调整“那之后”的心态，一边勇敢直面其他挑战。
她将这些心路历程悉数记录下来诉诸于笔尖，收录在新书《裸泳》中。在这些日子里，她不仅遭受网友的谩骂，也要面对至亲的质疑。她尝试过放弃生命，也被心爱的朋友所拯救过。
美食、好友、运动、写作……具体的事物支撑起了诗织的生活，她说：自己终于从“幸存”起步，渐渐地拥有了“活着”的能力。
写作《黑箱》时，作为记者的诗织尽力尝试着用一种公平客观的口吻来陈述自己的遭遇。而那些更为私密的、未能发出的呼喊被她写在了这本日记里。她重新出发，“作为诗织本人”来讲述自己。
我联系了近几年来一直委托的、价格便宜的搬家公司， 以及对不擅长打包行李的我，总能出手相救的几位发小。敲定了当日的集合时间后，我便向着新生活，开始行动了。
房租与餐费，是对半均摊呢，还是设立一个共用账户？尚有不少细节，需要逐个捋清楚。我这人对计算，以及与数字打交道的事一向不太拿手，所以打算告诉他，把规则尽量定得简单些。
这不是在谈钱的问题。“就算那些都不是事实，我也依旧爱你的每一面，所以希望你能诚实地回答我。”
时值十一月末，我所提讼的第二起名誉损害赔偿案刚刚一审宣判的那天夜晚。我与他置身一间意大利餐馆，这里可以喝到我最爱的红酒。
我回问了几个问题，尝试弄清楚他真正想了解什么。果然，他想知道：诗织有没有编造自己的性侵受害经历？他在网上浏览到太多这样的风言风语，因此希望从我嘴里听听。
弄明白他的话中之意后，刚灌下一杯红酒的我，瞬间便觉得天旋地转，头晕起来。绝对不是这杯美酒在作祟。
至于具体看到了什么，那些人是如何表述的，不知是顾虑我的感受还是怎样，他没有告诉我。平时我会极力控制，不去看任何与自己有关的新闻，所以不清楚留言区里实际都写了些什么，但大致能想象雅虎里会有怎样的论调。
“我去下洗手间。”说完这句话，我便冲到洗手间关上门， 用力做着深呼吸，拨通了朋友的电话。眼泪一下挣脱眼眶涌了出来。
隔着手机，静静听着对面朋友震惊的反应，有人与我感受相同，这给了我些许安慰。为什么？我有一肚子疑问。扯点卫生纸，擦了擦额头与两颊，擤擤鼻涕，待脸上的泛红逐渐褪去，我回到了座位。
几年来，将我的性暴力受害体验污蔑为“枕营业”的网络漫画，与各种诛心的中伤之词漫天齐飞，使对我的污名化持续扩散。好容易告一段落，得以和那样的日子切割清楚了——几小时前，我还在庆幸。
或许因为紧张与压力，导致呼吸过浅吧，开庭前后的日子里，我总感觉浑身发僵，关节锈死。今天也一样，脖子沉到连转头都费劲。本打算饭后顺道拐去做个泰式古法按摩寻求释放，好似古时候受尽的妇女离家出逃投奔寺庙，所以才特意选了这家邻近按摩店的餐馆。
从法律角度来说，我或许打赢了那些网络上的诽谤言论。然而从内心角度，岂止是生锈、僵硬，我早已干涸、枯槁、支离破碎。
此时，坐在我面前的爱人，居然被谣言蛊惑，对我心生怀疑，甚至不惜拿出行动，直接向我发出质问，可见他真正听信了网上那些不实之词。
开庭前后的日子，一旦我病倒，他总会在床畔细心照看。时常为我考虑，该添点什么、做点什么，才能让我安心。
“这个，或许你也知道，关于事件的详细经过，我全部写进一本名叫《黑箱》的书里，已经出版了。如今再去重述当时的受害过程，对我来说太过痛苦，希望你自己把书找来读读。”
而后，取消了按摩的预约，我重新整理好心情，选择面对他：今天多攒点卡路里，索性能聊到哪儿算哪儿，彻底谈个清楚吧。
我努力试图系起的“共识纽带”，啪的一声，彻底断掉了。不管有什么意见，不管花多少时间，都要平心静气听对方解释——特意学习掌握的相处之道，积蓄的卡路里，在这一刻，统统失去了效用。
（你知道吗？我立志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因此才把自己不愿对世上任何人讲述的痛苦体验和盘托出，尽最大所能， 做了我可以做到的一切。结果如何，你也看到了。我没时间给你上课，教导你怎样了解我。你不妨自己拿出点行动，好好做点查询功课。）
我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不愿再用日语和颜悦色坦白自己。仗着对方能听懂英文，便撂下这番话，起身结账离开。
他好歹也从事过教育工作，但对历史认知的狭隘程度，居然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以往我与他怎么从来没聊聊关于历史话题呢，我怎么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实呢？
他再三重复着“等一等”。那我便姑且等等看。不过，究竟在等什么，我也不清楚，只是意识到，将来恐怕很难与这个人牵手共度一生。
我向他重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当晚为何赴约与对方用餐，喝了些什么酒，因疼痛醒来时眼前见到的光景，以及自那后，自己承受的漫天谣言和谩骂等，过往的历历与种种。
不知是重提往事过于痛苦，还是应付诉讼过于磨耗心力，抑或与他分手太过伤怀……总之，网络上的诽谤言论，超乎想象地影响了我身边的许多人。
也许，他只是将我一直以来不愿正视的残酷事实，硬生生地摆在了我的面前，逼迫我认清它。这一刻该有什么感受呢？我不清楚。但眼泪却汹涌而出。同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如此荒谬。
“今晚我去朋友那里睡。”抛下这句话，我便下了出租车。没有必要，再继续“等一等”了；没有必要，花费数小时来倾听，去体察那些未说出口的想法与感受了；没有必要， 鼓励对方别太介意周遭的风言风语了；没有必要，品尝他亲手做的美味到令人惊奇的味噌汤了；没有必要，再去模仿他抑扬顿挫的关西腔了。再也没有什么必要了吧。
所谓“回到从前”，是不存在的，人只能一路向前。至于“超越痛苦”，亦是不存在的，人只能与伤痛长期共处。
心中愤愤然：“这下总该痛够了吧？”但生命，却并不存在“够了”那一天。只能自己宽慰自己， 欺骗自己。该回到何处去，又该在哪里站住？
二〇一七年五月，当我首次举办记者会，开始面向公众披露自己遭遇性侵的事实时，曾刻意避免以一个真正需要关照的、性暴力受害者的面目示人，生怕被自己的感受牵着鼻子走。
身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尽力尝试着用一种公平客观的口吻，来陈述自己的遭遇。然而，那些未能发出的呼喊：“救救我！”悉数被我宣泄在了日记里。
世上不存在任何一种药物，足以平息这种痛，缓解这份苦。周围的人每每劝解，“时间会解决一切”，“随着时间流逝，痛苦将逐渐平复”，听得我不胜其烦。
他们口中的“时间流逝”，究竟意味着多久？等我变成老太婆的那一天吗？那些二战中的“”婆婆曾说：“死亡一日不至，痛苦便一日不止。”衷心祈愿如今已奔赴天国的她们，能够彻底从痛苦中解脱。
延续一审的裁决， 认定“被告山口敬之，未经受害人允许，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判罚赔偿受害人三百三十二万日元”。而山口方则反诉我对其构成了名誉损害，亦得到了法庭的认定，判定我需要向其支付五十五万日元赔偿。
十四天来，我连日四处奔波，投入电影制作，参加递交上诉手续等与庭审相关的会议，兴许是忙昏头了吧。不，不如说，这是一种心绪游移、飘忽难定的感觉。
也许，正是这段东奔西走、手忙脚乱的日子给了我些许缓冲的时间，此刻，我才总算能稳住神儿，与内心展开对话。
泡温泉、洗桑拿、吃火锅和爆辣的韩国辛拉面、玩猫爪的小肉垫、晚间与最喜爱的朋友们小酌、户外健走、眺望大海、练习瑜伽、开车兜风、在午夜时分食用芝士汉堡、品天然发酵的葡萄酒、在寺院里抄经、侍弄绿植、给六角小恐龙（一种墨西哥蝾螈）喂食、说走就走的小小旅行、在刚洗晒好的床单中独自安睡……
将这些事物一一罗列出来，才发现这段日子我随心而动，给自己满满地来了场能量充值。不过，这次同以往一样，在充电仓储满之前，我大概也要多路线、多任务同时并行吧。千万不可疏于能量补给呢。
没错，要一点点、一步步，充分享受迂回绕远的乐趣。等某天能以一种温柔的心境，去翻阅从前的日记时，大概， 便能找到“时间流逝”的证据吧。
向警方报案，陈述了受害过程后，我把遭受性侵的事实也告知了父母。当时父亲的一张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冲、口沫横飞地责问我。
“你应该哭得更大声点，用力宣泄你的愤怒，否则对方领会不了你的意思！既然是受害者，就该拿出点受害者该有的样子！”
“怒”，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口中所谓的“愤怒”，是要求我经由表面或身体去呈现的一种东西吗？用力嘶喊、叫嚷， 将内心对对方的全部感受悉数坦露在外，这种让旁人一看便知的“愤怒”？
话虽如此，但感情是不受意志控制，自然流露的一种东西。我猜人生中大概唯有此刻，要求我们“必须竭力发泄愤怒”。
原本来说，多数人都希望尽量压制怒气，甚至还有个专门的心理学术语，叫作“愤怒管理”。通常社会上总在强调，愤怒是一种负面情绪，不该向他人宣泄，发怒是不体面的行为。
然而，这次不一样，人人要求我“把怒气撒出来”。仿佛为了确认什么事实，他们责令我愤怒，或者，由于感受不到我的怒意，而代替我将“缺位”的愤怒爆发出来。
在撰写《黑箱》这本书的过程中，每次编辑过目后将稿件返给我时，一股怒意就会涌上我心头，使我不得不一遍遍执行“怒气清除程序”。再三再四重复着这样的清理作业，编辑也逐渐理解了我当初未能向加害者宣泄的愤怒。然而，当全书完稿之际，拿到审读后的校样，却见校对编辑用红笔赫然批注道 ：“作者真的不生气？”
我的愤怒，在受害的当时，悉数指向了对性暴力姑息纵容的司法系统，以及对受害者提供社会援助制度的薄弱。
大概在这些方面耗去了太多能量吧，对实施性侵的加害者本人， 反倒再也拿不出一丝气力去宣泄愤怒了。更何况，管它是哪一种感情，我已不愿再与对方产生一丝一毫的心理联系。或许不知不觉间，自己掉转了怒意的矛头也未可知。
数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访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因为难得出游，我们一行人在以景色壮美而著称的塞多纳城内徒步旅行。蓦然间，感到一股莫名的怒气汹涌袭来， 连我自己也为之一惊。
干燥的空气与炽热难挡的阳光，将人重重围裹。我快步登上赤褐色的岩石，在即将到达峰顶的一刻，突如其来地， 腹腔深处翻涌起一股热流，眼泪霎时挣脱了眼眶。
泪水来势汹汹，不可断绝，与我一同登山的朋友为这突兀的一幕而目瞪口呆。我也禁不住愕然。原来，我在愤怒！
流泪，原来是出于怒意。曾经设置了密码锁，而被封禁在身体某处的熊熊怒火，长久以来一直靠密码保管着，我连密码是什么都不晓得，此时此刻，好似不小心被解开了密钥一般。
很难清晰地形容那一刻的感受，怒火似乎是由腹腔更往下的位置，即位置窜出来的。记得从前修习印度瑜伽的时候，老师曾教过，该部位是能量出入的脉轮。我猜，怒气大概正来源于此处。
或许，怪就怪我与对方是在“喝酒的那种地方”结识。或许，我填满了打工经验的简历，使对方认为我是个家庭条件拮据，为了出国留学而经济困顿的姑娘。
在始料未及的地点，流泪这一躯体反应冲了出来，使我醒悟到 ：愤怒一直存在于我体内。大概它们也懂得，在这样的美景中，即使冷不防地发作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吧。
七年前，我出事后给麻美打电话，当时她正在购物中心逛街。据说，当时我用一种汇报近况的口吻，轻描淡写说 ：“喂，我被了。”
当案情调查陷入胶着、望不到前景时，我内心几近崩溃时， 是麻美陪伴我，在下北泽一边吃着可丽饼，一边研究作战计划。
当我为了向检察审查会递交复议申请，不得不将手头汇集的各种证据紧急进行一番整理时，是麻美代替我，把和警方、检察方打交道留下的、长达几十小时的录音资料，逐词逐句抄录成了文字。
当时，我听到录音带里的对话，每每会像昏厥似的睡死过去。见状，不愿我经历二次伤害的麻美，一句一句听着音频资料，把内容悉数转成了文稿。
在记者会上真人出镜，并公开了真名实姓之后，我以“诗织小姐”这个身份，在公众场合露面发言的机会逐渐增多。
为我发起的民事诉讼提供后援的团队“打破黑箱”成立以后，麻美也加入了运营小组，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支援。
只要在法庭旁听席中看到她的身影，我的心就会踏实无比。了解内情的应援者们，有时甚至会把自己的旁听券让给麻美。（那些一大早就开始排队，却愿意把旁听券让出来的好心人，谢谢你们！）
我和她之间，几乎从未有过争吵。不过，一年前，麻美初次袒露出对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感到倦怠的想法。她斟酌着字句，缓缓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一直在扼杀自己的感受。想必诗织也是如此。表面看来，我们似乎无话不谈，但在更深的层面，我猜，很多话也许都压抑在心底，难于开口。”
性侵事件发生后的两年间，我和她无法围绕事件本身和调查的细节等展开讨论，不得不将许多感受封藏于心底，方能够面对彼此。
而这些东西，却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忽然间，我成为大众口中的“诗织小姐”，踏上了一段孤身的行程。而麻美的家人或朋友，不再从“麻美所认识的诗织”口中直接了解我，而是通过媒体渠道，听闻有关“诗织小姐”的各种流言。
至于我，也同麻美有着相似的感触。只是，已然迷途的我，该如何“归来”呢？我们投石问路，试着发出动静或声音，小心确认着彼此的存在，哪怕用一些起初意味不明的表达， 也要缓缓道出曾经无法诉诸言语的心情。
假如当时能安排几段“中场休息”，该有多好。不过，我似乎已沦为洄游的鱼，一旦停止游动，一种无法呼吸的恐惧感便会袭上心头，使我片刻也停不下来。换作如今，我可能会浮出水面，上来透个气。是麻美喊道 ：“诗织，回来吧！”将我拉回了常轨。
当年我未遂，麻美如此劝解 ：“想来诗织必定是痛不欲生吧。但这个世界还有麻美啊，请为我再活一次吧！”如果是为了麻美，我不能不好好活着。
“情人节这天，有机会说说心里话，真好。因为我是诗织身边最亲近的人，总会错以为该表达的，都已表达过了。实际上，我发觉许多心情，从未曾好好讲出口。所以想试着告诉你 ：You are my valentine （你是我心爱的人）。
无论是属于全世界的诗织 ；还是醉酒后错把我当成男朋友，打电话来闹的诗织（笑）；或者担心害怕时，絮絮向我倾诉的诗织 ；大发雷霆的诗织 ；不停为他人忙碌，一刻也闲不下来的诗织…… 都是我心爱的你！”
来到四楼，心里念叨着 ：此刻，家里有我爱的猫猫狗狗在等我， 这两只小毛球肯定正蹲在门后……伸出手去，眼看差一点快要触到门把时，忽然，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
这样比喻或许不太恰当：为了保住性命，竭力从烽火连天的战场逃出生天，昔日熟知的、那个习惯而亲切的故乡， 却再也回不去了，但在新的土地上，我又筑起了住所，一日又一日，过起了足以称为“生活”的生活，并渐渐习以为常。
“自己属于这片土地吗？”尽管内心仍有一丝疑虑，但相较于从前， 至少拥有了表面的安稳——这，便是我当下的感觉。
老实说，所谓“生活”“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尽管我发自内心地追问着答案，却至今也未能百分之百弄懂它们的含义。
以往，我只顾应付眼前的问题与恐惧，即便是应付不了， 也会想尽办法对付一下，为此花足了力气，不知不觉间，任日子流逝。并且不知何时，慢慢适应了这套周而复始的把戏。
在内心的某个角落，我训诫自己 ：“你已不再可能拥有真正的人生”，同时横下一条心，从战火下潜逃出来。至于活下来之后该怎么办，我并未细想，仅单纯地以为，只要发自内心地想要活下去，好像就不会跌落火坑了。
二〇一八年，在台北举办的“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研讨会”上，我曾当着来自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及援助团体，进行自我介绍。
在罗列了姓名、职业等身份信息后，我向大家宣布，自己是个“性暴力的幸存者”，随后，又对这个说法感到一丝不妥。“幸存者”这个标签，听起来似乎比“受害者”感受好一点点，但我仍不希望用它来形容自己。
最关键的理由是，虽为“幸存者”，我却并不能以“过来人”的状态，以一种过去式的口吻，去谈论曾经的体验。于是，我又补充道 ：
但是，如今，对“幸存”这个词，我已不再有那么强烈的“现在进行感”。我想，自己终于从“幸存”起步，渐渐地拥有了“活着”的能力。
